本站原创关键词:南方民族;思维惯性;逆向思考
: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2)04-0024-06
由于受到百余年来西方文化导向以及国内外政治因素的影响,中国南方民族史研究形成了一系列的思维惯性,这种思维惯性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中国南方民族史的原有形态。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从本土文化的视野出发,尝试着逆向思考的探索。这种换位思考的探索,或许对于深化中国南方民族史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民族自决权理论的内在缺陷
“民族”一词无论是作为社会政治的或者是学术的概念,在中国的历史上基本上是被忽视的。长期以来,中国人只有天下的概念,到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末,才有了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当时,中国遭受列强压迫,民族问题显得尤为迫切。从学术角度讲,中国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是受到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但更重要的还是受到战争失败的刺激。近代的民族国家意识具有反帝与救亡的特点,表现为强烈的民族义愤。正因为如此,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理论,更多的是受到西方人类学民族学唯物论的影响。特别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之后,前苏联列源于：期刊论文www.808so.com宁和斯大林的民族自决权理论几乎垄断了中国“民族”概念的正统解释权。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列宁和斯大林的民族自决权理论主要是针对殖民地、附属国反对帝国主义统治和压迫的民族解放运动,因而这种“民族”理论自然而然地成为中国革命者所信奉的基本原则。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近代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外受帝国主义压迫,国内存在民族压迫和民族不平等。旧中国民族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国各民族从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另一方面是消灭国内民族压迫,实现民族平等。民族自决权理论因而也在中国的近现代革命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然而,列宁与斯大林的民族自决权理论就其理论自身及其实践上,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其自相矛盾和难于把握的缺陷。首先,在当时的历史时代里,这种民族自决权更多的指被压迫民族争取国家独立的问题,这就有意无意地混淆了国家与民族的界限。列宁曾经说过:“对我们纲领中关于民族自决的那一条,除了从政治自决,即从分离和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这个意义上来解释以外,我们决不能作别的解释。”同时他又认为,民族自决权不应当把分离的权利理解为分离的义务、分离的责任;这种要求“并不就等于要求分离、分裂、建立小国,它只是反对任何民族压迫的斗争的彻底表现”。虽然如此,那么所谓“一个民族有权选择分离,也有权选择不分离”的界定与实践,又该有怎么样的标准依据呢?特别是当国家独立解放的问题得到解决之后,把这种理论延用于国内的民族关系,就不能不产生一系列难于相互适应的问题。因为这种缘于争取民族国家独立自主的民族理论,包含着较多的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成分。这种过分注重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民族自决权理论,多少忽视了民族平等与民族和谐的整体目标,这对于民族与国家的长远发展是有一定的负面影响的。
列宁与斯大林的民族自决权理论缺陷的第二个突出表现,就是在其实践上将不可避免地出现过分强调民族特殊性的现象。我国新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领导中国各民族共同建立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统一国家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并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国各民族近百年来特别是近60年来为争取和实现民族自决权的历史内容,也是形成我们国家现有56个民族格局的基本理论来源。然而,这种民族区域自治的理论与实践,在国家的民族融合中也凸显出一些不相协调的问题。随着国家体制与社会的变迁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动,这些问题应及时加以解决,以免影响国家的整体稳定与民族和谐。
其三,前苏联列宁和斯大林的民族自决权理论的最初适用主体是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的对立与斗争,在这种理论下的民族关系基本上是单线性的,它忽视了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与相互融合的过程。事实上,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多线性的,尤其是民族文化上的影响力,往往超过社会、种族、国家等等领域的界限,具有超越时空的永久意义。并且,这种民族文化的影响力,具有不以人们的意志所转移的坚韧力量。当某一种民族文化更具有先进文化特征时,这种民族文化对于其他文化的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也是难于阻挡的。这种趋势,从世界文明发展史的角度来思考是合理的。因为世界文明的发展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当某一个民族拥有更先进的文化形态时,从表面上看,它似乎具有一定的外植性,从而对其他民族产生了文化的变异。然而从长远的历史来观察,则这种外植性无疑推动了其他民族文化的进步,因而也就进一步推动了世界文明的共同进步。相反的,那些囿于狭隘地域性的民族文化观念,抱残守缺,从根本上讲,是不利于文化与文明的共同进步。
二、不同民族间文化的相互影响及其偏差
“民族学”的理论是近一百年来中国人所全新探索思考的学术名词,既然是探索思考,自然就允许有不同的声音和不同的观察视野。我在上面所坚持的一个观点,即是民族的发展以及民族关系的发展是多线性的,民族的发展与民族关系并不仅仅局限在争取民族自决权的方面,民族的发展与民族的和谐关系是离不开文化的相互影响与相互融合的。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可以以中国南方民族的发展历程来做一逆向的印证。中国上古时期的南方地区,是众多少数民族散居的区域。而在其北方地区,则是社会经济与文化均呈现出先进的所谓“华夏文明”。先进的“华夏文明”对于南方少数民族的影响是不可阻挡的。鲁西奇教授近来提出的“中国文化史上的南方脉络”概念,值得引起人们的注意。有关中国古代史的传统阐述,从总体上看,是以北方中原地区的历史发展为主要阐述脉络的,甚至可以表达为一种“北方中心论”或“中原中心论”。长期以来,学界的大部分研究者相信传统文献中有关南方社会、经济、文化乃至环境等方面的记载,借以研究问题。但是在北宋中期以前,有关南方地区历史的记载,可以说主要出自北方士人或持华夏正统观念的南方士人之手,他们对南方地区的描述,主要是立基于华夏正统观念以及中原士人观念的,主要反映这种观念下对南方地区的看法,而并非南方社会经济文化乃至环境的客观实际。正史中的记载尤其如此,其实更主要地反映的仍然是王朝的观念。在这种“中原中心论”文化观念的支配下,宋以来,中国南方的士子们在继承和补强中国正统的文化规范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以朱熹为代表的南方理学家群体对于中国后世的文化贡献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然而我们在阅读早期南方士子们求道为学的著述时,不难从中看出他们津津乐道于自己已经成为一名“正统文化者”的心态。而这种“正统文化者”,自己已经不知不觉地演化成为一名亦步亦趋的北方文化中心标识的追随者。正因为如此,我们所看到唐宋时期许多南方人所留给我们的文献,与其说是“南方人的著述”,倒还不如说是“南方人替北方人著述”,恐怕更为妥切。即使是到了南宋时期朱子学形成之后,这种局面发生许多的变化。但是我们还是必须看到,朱熹以及同时代的南方知识分子们,一方面依然如他们的前辈一样,不断反复地阐述着来自北方的正统意识,而另一方面,又不能不在南方与北方文化分野的夹缝中有所表现自己的某些意志。这种两难的行进,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我们认为,一直到了明代中后期,像李贽、陈白沙等南方士子,才能够比较明显地表露了南方文化的某些价值意愿。
源于：论文大纲怎么写www.808so.com
“中原中心论”的文化影响力并不仅仅局限在南方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层面,它对手中国南方民间社会的演变以及民族关系的调适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深刻影响。研究中国家族史的学者都注意到宋明以来中国的家族制度及其组织,南方地区普遍发达于北方地区。朱熹在重构宋以来中国家族制度的理论和实践上都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但是他的这一贡献显然被学界普遍低估了。学者们对朱熹最感兴趣的是他的理学与治国平天下的关系,而对于社会基层的文化建设,似乎认为属于下里巴人之类。然而我们翻开中国南方汉人姓氏的族谱,朱熹的文化影响处处可见。而从另一方面看,中国南方汉人的族源追寻,也无不以来自中原世家为自豪。这样的族源追寻,以及南方地区家族制度及其组织的发达,朱子学究竟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文化影响力,这同样也是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的,因为社会的基层组织,是文化得以生存和继承的最基本的载体。
现在东南地区的一些家族史研究,对于族谱资料的执着,不少人几乎到了迷信的地步。人们根据自家族谱的记载,而不顾及其他文献所呈现的综合史实,就非常自豪地对外声称自己的家族是中国最纯正的中原汉民族世家望族的嫡传血统。研究中国汉族史的学者都知道,即使是中原的汉族,也早已不存在所谓纯正的血统了。中国的汉民族是经过多民族的长期融合而形成的。更不用说中国东南地区的汉民族,除了其北方先祖多民族的融合血统之外,来到南方之后,与当地土著、阿拉伯人后裔的血缘融合也不在少数。所谓的“最纯正的汉民族血统”,显然极为不符合中国民族发展的真实历史。显然,如果说早先的中国南方民族历史文化是由北方中原人基于“中原中心论”而塑造出来的,那么其文化的影响所及,到了宋代以至明清,乃至于现在的许多南方汉民,已经在其潜意识里根深蒂固地根植了自己是源于中原的文化认同。在这样的文化认同之下,“中原中心论”的南方家族史、民族史以及各种与此相关的历史文化命题,就由南方人自己创造出来了,而再也无需由北方中原人代劳了。
不但一些汉民家族史的研究者如此,即使是一部分少数民族家族族源史的研究者,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唐宋时期,北方汉民开始大量迁入中国南方地区,挤压原先民族的生存空间,原先民族为了适应突变的社会变迁,开始变更其初,把自己塑造成汉民。南宋时人王象元曾在《舆地纪胜》中说:“闽州越地,……今建州亦其地。皆蛇种,有王姓,谓林、黄等是其裔。”现存于福建及东南地区的许多少数民族家族,从明代以来开始仿效汉民家族修撰族谱。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如畲族、蛋民,以及唐宋以后从波斯海地区东来的阿拉伯人的后裔,逐渐受到汉民族的影响以及其生活环境的需求,也不得不把自己的祖先,攀附在中原汉民的世家望族之上。我们现在所阅读到的东南地区畲族、回族的族谱,虽然其中或多或少保存了他们自己族源追溯的某些特征,但是从始祖的塑造上,则是毫无例外的变成了与汉族相关联的共同的祖先,其中有一部分自然而然地也成了光州固始县人的后裔。这种文化认同虽然从民族族源的追溯上未免有些本末倒置,但是从民族发展史以及民族融合的角度来思考,似乎也并无不妥。
这种源于“中原中心论”的文化思维模式,渗透到中国南方社会史、民族史研究的各个主要的层面,包括语言、风俗、艺术、文学、宗教的许多领域,甚至于近年来刚刚兴起的民族基因学,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这种先入为主的思维惯性的影响。这种思维惯性一方面体现了不同民族间文化相互影响力扩展的必然趋势,而在另一方面,它也必然给中国南方民族的研究蒙上重重的文化迷雾,从而导致了中国南方民族史、文化史研究过程中的历史与现实的偏离。
三、中国民族学理论的建构亟须回归学术主体性
乍看起来,我在以上两个段落中的论述是两个毫不相干的命题。然而我们必须知道,关于中国民族史的学术研究与现实政策,是始终无法分开的一个整体。如果我们有责任使我们的学术研究能够更好地为现实政策提供一定的借鉴价值的话,那么我们就应当透过这两个貌似不相干的命题,做出一个可以相互依存和相互连接的分析。众所周知,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其根本之道在于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不拘泥于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片言只语,从而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大推进与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意义。实事求是地讲,我们现在赖于遵循的一些改革开放大政方针,在许多层面上与当初经典作家的论述是有一定差距的,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扬。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一贯反对机械唯物主义的唯物辩证史观。
从这一唯物辩证史观出发,我们可以发现,我们所坚持的列宁、斯大林的“民族自决权”理论,很少有新的发展,甚至连起码的反思都顾虑重重。如果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去探本究源,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恩格斯由于当时的关注点不同,他们很少对于民族问题进行理论上的论述。“民族自决权”理论的发端与运用,基本上局限在前苏联区域内。这种理论在前苏联的运用,经验与教训并存。特别是前苏联的解体,导致了许多不同民族的分裂。前苏联在民族政策上的经验与教训,很值得我们刻不容缓地认真反思。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形成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实践。列宁、斯大林的“民族自决权”理论除了存在我在前面所谈到的三方面的缺陷之外,其实还与马克思主义的最核心的价值观——平等原则,存在着某些差距。这种平等原则延伸到民族关系上,就是“民族平等”。在当今文化多元化的趋向之下,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是绝不能源于：免费论文www.808so.com
允许存在民族歧视的,但是也不能过分强调某些民族的特殊化,人为地塑造超越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水平的特殊民族。依照这种民族平等的原则的民族关系及其发展走向,最为合理的推动力应该是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与相互交融。这正如前面所言,民族文化的影响力与融合力,具有不以人们的意志所转移的坚韧力量。运用这一民族平等文化发展的唯物辩证史观来印证中国南方民族史的演变历程,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南方地区这种民族文化的相互渗透与影响,其过程是最为温和、理性的,由此所形成的民族关系是最稳当和最和谐的。而任何人为的短视行为,从表面上看,似乎是用心良苦、用心良善,但是其长远的效果,往往是适得其反。
即使是从整个中华民族发展史的视野来观察,也是如此。中国民族史的这一发展历程,其中无不体现了历史与文化演进的巨大足迹。正是由于这种超越历史真实感的文化意识的自我追寻与文化的自我认同,才促成了中华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延续。文化意识的超越力量,把不同血缘的中国人连接在一起。假如没有中国民族历史上“历史与文化”的演进,这种大融合的“文化认同”是不可能出现的。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探讨中国南方民族史的发展轨迹,假如非要一意孤行地寻找什么纯正的“中原血统”或少数民族的纯正血统,其结果必然是适得其反而又纠缠不清。我们只有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一道认识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及其包容性,才能从无限广阔的空间来继承和弘扬我们祖国各民族传统的优秀文化。正是由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多样性和包容性特征,造就了多民族统一的国家的形成与延续,造就了中华民族较少含有与民族血统论偏见。我们完全可以说,文化的超越与文化的认同,是中华民族凝聚与发展的基本要素之一,任何过分强调或刻意彰显不同民族特殊性的做法,都是与中华民族的发展潮流不相吻合的。
当然,我们在反思民族学理论以及探索文化的超越与文化的认同的同时,并不意味着民族学的学术研究,仅仅只是依附于民族现实的派生物。相反,只有从各个不同角度、不同视野深入探讨中国南方民族史发展历程的方方面面,才有可能对于民族历史与文化发展及其演变有着全面而客观的把握,从而加深对于中国南方民族文化相互影响与相互融合的认识。譬如,在以往中国南方移民史的研究中,人们过多地关注于北方中原士民对于南方区域开发的压倒性作用,中国南方原有土著对于南方区域的开发与贡献被大大忽视了。再如关于中国南方地区方言的研究,以往的思维惯性模式是现存的南方方言,是北方中原正统语言的传承。绝大多数的研究者们几乎都是从现在的东南方言是从北方移植过来的这一前提作为出发点来研究这一问题的。其结果是不论是哪种方言,所得出的研究结论全部是:我们的方言保存了最丰富的上古、中古时期中原的古音;中原古音在中原已经逐渐消失,我们的方言是中原古音的活化石,诸如此类。研究结论上的雷同,本身就失去了学术上的创新意义。北方中原语言作为当时政治核心的语言,对于南方新开发区域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然而,原先流传在南方各地的地方语言,同样也在现在的东南方言中被部分地传承了下来。最新的研究表明,南方汉语的形成既非完全是“土生土长”,也绝非完全是“北方迁人”。这是一个多元结构体,它的最底层系以古百越语言为基础的南方“区域共同传统”,其中又可划分为若干个文化区系,如福建的闽越,广东的南越,江西的干越,江、浙的吴越等。这是现代南方汉语方言分区的基础。但先汉以前(即秦汉以前),南方与北方,南方各区系之间的语言文化交融已很频繁,例如闽越、吴越与楚关系密切,反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特点。秦汉时期,随着汉人政权的确立,南北关系实质上表现为一种“中心一边缘”、“华夏一蛮夷”、“一边陲”的关系。此时的南方土著更多的是在文化和政权上认同北方,随着六朝、唐宋时期大量的北方移民迁移南方,南方民族成分结构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大量南方土著变成南方汉人。但这并非意味北方汉语消灭或同化了南方土著语言,而是南北族群经过长期的语言文化的互动过程,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古南方汉语。它的来源是多样,多层次的,包括:1.古百越语(例如古南岛语、南亚语);2.百越民族后裔——壮侗、苗瑶语(例如由壮侗、苗瑶语混合而成的畲语);3.自汉、六朝、唐宋各个时期由于科举等“文教传习”作用而南播的北方汉语文读系统,这也包括北人南迁传播的北方汉语。我们曾经考察东南区域“客家”族群的方言,发现其语言特征与其他汉民方言区的语言差异甚大,反而跟少数民族的畲族语言,有诸多相通之处,甚至于可以相互交流。这种状况,更说明了南方少数民族的地方语言,对于东南汉民方言的相互传承作用。因此,一味地预设文化核心与边缘区域的单线传承前提,就不能不对东南地区民族历史及其文化的研究,产生许多偏颇甚至不切实际的负面作用,不利于民族文化的融合与演进。
中国民族史的学术研究与现实政策,固然是一个无法截然分开的整体。但是民族学的研究,必须具备自身较为独立的学术本体性和科学性,应该尽可能地摆脱西方文化导向、国内外政治因素,以及文化思维惯性模式所造成的影响,客观公正地深入研究民族史的各个领域及其问题。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把中国南方民族史的研究,扎扎实实地推向前进。并且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从科学价值的范畴内,为国家民族政策的制定提供有益的学术借鉴。如果我们的民族学研究一味地思想僵化,不能与时俱进,那么其学术价值与现实价值显然将大打折扣,甚至起到某些相反的效果。也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认为尝试对于中国南方民族史研究的逆向思考,还是具有刻不容缓的时代意义的。
[责任编辑:陈双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