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关键词】金庸“神话”大众文化传播
一、金庸小说的特殊文化归位
我们不否认金庸文学是一种大众文化通俗文学,但他的文学作品对于社会价值观、道德观念的积极影响不逊色于绝大多数纯文学作品。在分析大众媒介文化与金庸文学的关系前,首先要为金庸武侠小说进行文化上的定位。金庸小说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却不仅是通俗文学,从而成为小说的一个例外。从例外性来说,金庸小说写于香港却与香港文学的风格有所偏离,风靡内地却又与内地当代文学的格局形同陌路,成为两地文坛的一个例外;金庸小说还在古代传统备受置疑的现当代时期,小心呵护着古典文学的优美梦境,他的武侠小说对现当代的主流和先锋文学来说又是一个例外;相比一般通俗小说在社会上昙花一现的影响力来说,金庸小说的经久不衰又是一个例外。众多的例外影响着金庸小说的定位,他的小说处于一种特殊的游弋状态,自成一体,被放在任何一个单纯的位置都不合适。因此笔者在金庸小说的文化归位中冠以“特殊”两字。其文化跨越范围很广,北宋至清初的“异族为主,汉族为源于：毕业生论文网www.808so.com
仆”的历史传统,武人的华夷之辨,男女侠客的爱恨悲欢等相对具体的层面,转而普遍化、抽象化为更为宽广的意义范畴: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冲突,中土文化与异域文化的撞击,古典传统与现代性的媾和。金庸对于大文化范围的驾御产生了一种对大众文化传播最为关键的力量——文化的亲和力。从大众文化传播来说,亲和力的产生首先留下了读者,再把读者带进了作者设计的文化范畴中,并吸取其中的精华。除了金庸小说文化的内涵外,小说中还充满对现存社会的客观映射。小说对现存社会的缺陷与不公提出了有力的挑战与讽刺,它通过打开一些可探讨的领域,书写了作者、读者内心深处的怀疑和叛逆,并就这些问题展开谈论或寻找可替代的回答。金庸小说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和地位已远超出了一般大众文化的定义:民众在实际上自己创造的文化,经常被用来代替“民间文化”。金庸小说的文化归位应该是处于一个泛文化、兼容文化的范畴,或者是一种特殊的大众文化。
二、从大众文化角度解读金庸“神话”
上面把金庸的文学作品归为特殊的大众文化,而这个大众文化是和大众传媒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没有媒介就没有金庸神话。徐佳士在《大众传播理论》中给大众传播媒介下了定义:即分为人的媒介(政治媒介、道德媒介等)和物的媒介(报纸、电视、电影等)。我们可以从这两个层面来分析金庸文化传播的过程。首先,从物的层面来说,没有报刊媒介就不会有金庸的文学。新派武侠小说在香港的整体运作,就文化媒介而言,最初都无法逃脱报刊连载的形式。始作俑者梁羽生,是受报业老板“逼迫”在《新晚报》上连载的。金庸的处女作《书剑恩仇录》也是在《新晚报》上连载小说的。但连载的方式对武侠小说创作的局限,主要在于长篇叙事被割裂成无数的碎片。这种豆腐块大小的众多“短制”所达成的是历时性铺展的效果,它要么由读者自行连缀成篇,要么断续阅读。读者读连载时是只会侧重关子,而忽略了情节和人物性格。而单行本的发行则让金庸小说拥有了更多的读者,正是由于单行本媒介,将金庸的小说带到了大陆,途径是口岸带入、公开出版、盗版等手段。当然以盗版手段为多数,它促成了小说的另一类流行,它让内地读者更早、更全、更系统地读到金庸的作品,免去了订阅报刊杂志。电视、电影媒体亦为金庸小说的传播推波助澜。影视媒体与生俱来的娱乐功能,电影公司对武侠小说的大量改编,皆促成了金庸“神话”在电影层面的发生。面对金庸小说错综复杂的人物与波澜壮阔的情节,电影媒介显得力不从心,言不尽意。倒是电视媒介长短不拘,更适合金庸小说的改编,其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超过了电影媒介。
综上所述,物的媒介为金庸小说的文化传播提供了条件。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生活日益受到大众媒介的影响。金庸小说文化和媒介文化是相互作用的,没有大众媒介的巨大复制能力,金庸小说不可能对大众文化产生很大影响。大众文化对大众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大多数是过眼云烟,而金庸则超过了这个限制,超过了简单的信息传播层面,达到了影响社会道德秩序、价值观念形成的层面。他的小说文化有自己的魅力,报刊连载的目的在于吸引人们购买,只有具有吸引力、亲和力的作品才可能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需求,金庸小说做到了这一点。他的小说在本身具有艺术性的同时,又打上了商业性的烙印。因此,对文化传播媒介来说,金庸小说文化增加了媒介的商业价值,产生了一种成功的商业文化,当然商业性也影响了金庸的小说创作。大众传媒具有目的性原则,要贴近大众思想文化的需求。所以说,从物的媒介层面看,金庸小说文化与传播媒介配合默契,双方各取所需。
其次,金庸小说文化与传播媒介中人的媒介亦有联系。对于政治的反映在金庸小说中占了重要地位。金庸创造的那种特殊的政治文化在大众思想中产生了重大影响,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基本政治观念,人们对于理想的政治理念的追求也在一定程度上为金庸“神话”的产生提供了条件。金庸小说的江湖就是一个典型的政治概念,它泛指五湖四海的巨型空间。江湖作为一个与朝廷相对的另类空间,或真或假,无处可寻。金庸小说的江湖中有很多与昏庸朝廷相对立的政治意义上的理想社会和代表正义与公道的侠客。他们的存在是作者理想政治观念的流露,也是大众内心深处的理想社会。江湖对政治具有反作用,江湖是诗意江湖,侠客有归隐情结。侠客之意义便在于让失序的江湖重新建立秩序,竭尽个人所能,拯救江湖的危机。这其中充满了政治抱负的展示、权力的角逐、人心的险恶、政治野心的冲突。20世纪50年代后新武侠小说中的“江湖”,一方面变成了一个政治的隐喻和反映,它象征着权力斗争的内容和铁血逻辑——权力分配是以武力的强弱为标准的;另一方面,它还成为一个尽显人性沉浮的角斗场。除此之外,它还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与势力相制衡的政治联盟。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自己的理想境界,这个境界往往是和的势力水火不容的,这也只有在金庸的武侠中大众才能体会一下改变现实世界的愉悦。不过,武侠小说看起来是一个美丽浪漫的世界,实际上是一个暴力社会、仇恨社会。《倚天屠龙记》中江湖势力的存在,正是因为蒙古王朝统治之。朝廷统治的黑暗造成民众不满的现实,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为对现实不满的读者发出一声哀叹。所以说,金庸的江湖中有理想的社会,有不理想的社会,也有追求改良的社会,不仅具有政治意义,更具有一种特有的文化意义。透过小说,我们可以得到我们所需要的各种政治文化的特点,在联系现实的同时又能满足一下好奇心。政治可能是金庸小说文化中人的媒介中最吸引人的部分。人性通过金庸小说的人的媒介也有所反映,金庸小说中有大量的武林秘笈和独门武器,很多人为了这些传说中的东西而相互残杀。这些揭露了江湖的残酷,人性的贪婪和险恶。如《射雕英雄传》中的九阴真经、乾坤大挪移等都是直指权力和地位,具有强有力的诱惑,也是人性的试金石。
总之,金庸的小说文化的范围宽广,我们很难予以确切概括和描述。而由“人”和“物”所构成的文化传播媒介对金庸小说文化的表现产生了巨大作用,它们和金庸本人一起创造了“金庸神话”。
(作者: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新闻传播学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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