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原教旨”主要强调孔子本人思考和分析问题的初衷，教授学问之宗旨。孔子“原教旨”的目的在于批判“无道”的“天下”，重构“有道”的天下，提出自己思考和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观点；其内容涉及四个层次，即“人的主体属性的提升”、“主体行为规范”、“学术研究”及“政治实践”；原教旨的品质显现出全面性、多元性和辩证性的特点。
关键词：儒学宗教化；原教旨；内圣外王；儒家文化
1004-1605（2012）10-0034-04
引 言
“儒家文化”是一个整体概念，具有系统性、传承性、多元性、概括性之特点，它并非孔孟以及孔孟以来任何一个儒士一家之言，而是中国古代有识之“儒士”阶层在研习和继承前辈思想基础上逐渐发展形成的植根于中国古代生产、生活、政治制度理念之中的“文化体系”。如此，倘若以一家之言概括儒家文化，任意褒贬，在学术上则是“断章取义”，背离学术之精神要旨。然而，探求儒家文化，还得以“儒家之开创者”的圣人孔子及其第一代弟子之言论思想入手，因为这是儒家文化的“原教旨”。“原教旨”主要强调孔子本人思考和分析问题的初衷，教授学问之宗旨。探求孔子之原初“教旨”，既非“复古”，更非对孔子思想作带有主观色彩的文化性、政治性价值判断，而只是以“价值中立”原则“就事论事”，以彰显孔子带有现实主义色彩的教育思想和政治思想给予其后世和今世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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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意义上讲，研究一个人的思想必须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要把握“历史经验”，即客观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另一方面，还要把握作者自身的“主观体验”，即作者自身带有主观性质的思维方式和理念，两者不可偏其一。倘若失去“历史经验”，则无法客观全面理解作者的思想来源，陷入“形而上”的怪圈；倘若避开作者的“主观体验”，则无法实现研究者与作者之间在主观心智上的“统一”，极易得出带有研究者主观偏见或感情倾向的结论。把握孔子思想之“原教旨”，也是如此。
若以《论语》、《大学》、《中庸》为蓝本对孔子思想之“原教旨”进行整体性和宏观性考究的话，孔子之“原教旨”在内容上涉及四个层次，即“人的主体属性的提升”、“主体行为规范”、“学术研究”、“政治实践”。其目的在于回应春秋战国“天下无道”的现实，提出自己思考和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观点。
一、孔子“原教旨”的初衷：批判“无道”的“天下”，重构“有道”的“天下”
从“历史经验”的角度看，孔子所处的时代恰逢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变革时期。新兴贵族阶层纷纷各自分治，政权林立并且更替频繁，争霸战争不断，与此同时，周王朝时期的“井田制”经济基础逐渐趋于瓦解，百姓遭殃。从自身的“主观体验”来看，“礼乐崩坏”、“天下无道”是孔子对时局的评价，《论语》中多次提到夫子这一论断。如一位隐士微生亩曾问孔子：“何为是栖栖者与？”孔子回答道：“疾固也。”（《论语•宪问》）“疾固也”这一句话道出孔子本人“栖栖”于周游列国的缘由。在他眼里，世人皆“固”，顽固不化，迫切需要智者的教化和指点，自己亲身探究“道”以及向弟子传道皆是为了了此心愿。还如，当孔子的弟子子贡问“今之从政者何如”时，孔子答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论语•子路》）在孔子看来，他所生活的年代的从政者皆是见识和气量狭小的人，不值得一提，根本不能称为言而有信品德高尚的“士”。而最能体现孔子对现实不满的则是春秋时代的“越礼”行为，当他提到鲁国大夫季氏时，曰：“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按照古代礼制，“八佾”属于天子之礼，大夫不可以使用。［1］孔子对李氏越礼的行为耿耿于怀，感慨道：“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论语•季氏》）。倘若我们设身处地，以孔子自身的思维方式和观念审视当时的“历史环境”，诸如世人“固”、从政者皆“斗筲之人”、“大夫越礼”，等等，“天下无道”则是最为精辟的概括。
排除带有政治现实性的价值判断，只从历史事实角度出发思索夫子思想对“历史经验”的“主观体验”，可以看出，孔子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位现实批判主义者和教育家。他站在一个智者的高度以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视角对自身所处的现实环境作了一系列的批判，并且始终以“教化者”的身份“传道”与“授业”。如此看来，孔子思想的初衷就在于改变“天下无道”的现实，实现“天下有道”。此后他所提出的各种观点，皆为寻求“天下有道”的具体行为路径，为世人指点迷津。
二、孔子“原教旨”之内容：微观层次探究
如果将孔子定位于一个教育家的话，可以说，他施教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他后世的嫡传弟子或者自称为儒士之士一般都只是继承或者研习孔子所施教的一项“技艺”而已。虽然各有千秋，但是以他们的“一家之言”概括孔子思想，极易使后世误读。譬如，经汉朝大儒董仲舒创立而后世予以完善、宣扬、固化的核心价值观“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三纲五常”、“学而优则仕”等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在文化和政治领域“非议”孔子为“官本位”、“社会等级化”、“男尊女卑”的口实，就是这样造成的。因此，应对孔子“原教旨”的具体内容作一理性、客观的“微观层次”之探究，以求更精致地把握孔学之“原教旨”。孔子思想的四个层次
如前所述，孔子“原教旨”的目的是以“天下为己任”，欲实现“天下有道”。倘若从“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这句话中揣摩“道”的含义，“道”事实上就是发扬人类天生具有的“理性”之本性，如“善”、“仁”、“德”，等等。因此，为寻求“有道”，孔子自然期冀的是个人、群体以及社会自身的“全面性”发展。具体而言，孔子主要从四个层次具体阐述了自己寻求“有道”之“天下”的主张和观点。
第一，主体属性的提高：道德属性和社会实践性的统一。孔子十分强调“修身”。从哲学层面看，“修身”就是提高主体自身的社会属性，增强主体意识，实现主体精神层次的发展并且将此精神寓于实践活动之中。“修身”主要着眼于两方面：其一是自身道德的培养，即“性”、“德”、“仁”，暂且以“道德属性”概括；其二是自身在各种社会关系和扮演的社会角色中信守的“德”，即为“社会实践性”。
一是道德属性。孔子重视“德”的培养是为了弘扬人的“道德属性”，让人能够更好地在“天下无道”的现实中反省自己，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彰显“天性”，而后“推己及人”。
孔子谈“德”并非“坐而论道”，抑或“空谈义理”。从孔子“原教旨”的目的以及他谈德的内容和方式上看，此“德”必须要寓于社会关系和生活经验之中。换言之，它是一个“经验性”的产物，并为经验服务，而非带有超自然的因素。
二是社会实践性。中国自清末至今所经历的百年“现代化运动”使得国人在思想上受“西学个体文化”的熏染进而对孔学时常抱有轻蔑、调侃之偏见，“愚忠”、“泯灭个性”、“固步自封”、“形而上”等词语频繁出现，孔子本人也被扣上压迫广大劳动人民的“封建地主阶级”代表者的帽子。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政治文化上的大加挞伐却无法消除孔学对公民生活、国家政治统治的巨大影响。尤其在日常生活之中，植根于国人意识的“熟人关系”、“对人品的重视”、“行为的集体性和社会性”等都在无形之中彰显着孔夫子的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