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议中国市场政府竞争、基础设施建设与中国市场一体化

更新时间:2024-03-05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摘 要:本文基于政府竞争的视角,利用中国分税制后15年的相关面板数据,探讨了生产性基础设施投入对地区市场一体化的影响。结果发现,生产性基础设施投入对市场一体化程度有较为显著的影响,而GDP的提高,会促使市场更趋于多样化。在同一区域内,且地理位置上相邻的两省,若两者间在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上不具有竞争性,通常这两省间在生产性基础设施投入上不存在相互影响。若两省间经济发展水平具有相似性,则会产生较强的政治竞争性,省份之间在生产性基础设施投入上会存在相互影响。
关键词:市场一体化;政府竞争;地区专业化指数;基础设施
一、引言
制造业直接体现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产力水平,是区别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重要因素。在一国国内,一个地区制造业的发展与集聚程度直接代表了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按照克鲁格曼(Krugman)的新经济地理学原理,产业集聚的地方,在未达到该地区人口聚集的饱和度之前,生活在“中心区域”居民的生活成本和所买到的工业制成品都将低于“”地区。在中国,从“西部开发”到“重振东北老工业基地”,再到“中部崛起”等区域经济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各地制造业的发展水平在十几年间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对缩小区域间的差距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些变化是否会与地方政府间的竞争而形成的地区之间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差异存在某种关系?以上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
不同的竞争机制会带来不同的竞争结果,中国和国外的地方政府竞争最大的区别在于,国外地方政府间的标尺竞争主要是基于蒂布特(Tiebout)的居民“用脚”的竞争性原理的税率竞争。①①蒂布特(Tiebout)的居民 “用脚”的竞争性原理,即为了想要稳定本地区的居民,赢得下届的竞选,地方政府必须进行税率竞争—争相降低税率,以赢得更多的选票。而中国各省级政府间的竞争机制来自于“晋升激励”,从而形成了“向上负责”的标尺竞争。在既定的政府管理体制下,经济分权导致地方政府之间围绕经济资源展开竞争(周黎安,2007)。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地方官员的选拔和提升的标准由过去的纯政治指标变成经济绩效指标,尤其是地方GDP 增长的绩效,系统的经验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 (Li and Zhou,2004) 。在政治晋升博弈中,因只有有限数量的人可以获得提升,某个人获得提升将直接降低另一人提升的机会,一人所得构成另一人所失,因此参与人面临的是一个零和博弈。“官场”竞争的逻辑将深刻地影响由官员所主导的经济竞争的方式和内容,同时也影响着他所执政地区的各项经济社会指标,而且对扩大或缩小区域间的差距也有着重要影响。现有的文献普遍认为由于地方政府的“向上负责”激励竞争,导致财政税收激增,从而使得该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更好。
近年来,国内外关于公共产品的供给与政府间竞争的成果较多。归结起来大致如下:(1)从博弈论的角度,在代议制制度的背景下,探讨异质性与同质性居民在政府选举中的不同行为,阐述政府的决策者选择公共产品供给的政策,导致地区间公共产品供给趋同(Toshihiro Ihori and CC Yang,2009)[3]。(2)从激励理论的角度,论述地方官员的政治竞争。周黎安(2004)认为,中国地方官员具有双重特征,他们既是“经济参与人”,同时也是“政治参与人”,他们关注政治晋升和政治收益,各地的官员不仅在经济上为财税和利润而竞争,同时也为“官场”上晋升而竞争。[4]徐现祥、王贤彬(2010)研究表明,在政治上集权、经济上分权的经济体,即任命地方官员、地方官员为增长而竞争的经济体里,不仅会出现源于:论文标准格式www.808so.com
竞争效应,还会出现极化效应,正是极化效应决定了理性的地方官员在增长竞争中将采取不同的经济增长行为。[5](3)从实证的角度出发,论述政府竞争与财政收入的关系。如踪家峰等(2009)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模拟得到的结果表明,中国各个省级财政收入存在着正相关性,一个省的财政收入对于该省的相邻省份有着正向的影响,从而说明中国地方政府间存在着为增加财政收入而进行的攀比竞赛。[6]范剑勇(2004)实证分析了中国1980—2001年地区专业化和产业集中率的变化情况,研究发现,改革以来中国地区间的专业化水平和市场一体化水平已有提高,产业布局已发生根本改变,绝大部分行业已经或正在转移进入东部沿海地区;中国当时呈现出“产业高集聚、地区低专业化”的状况,国内市场一体化水平总体上仍较低,且滞后于对外的一体化水平,这一现状使得制造业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无法向中部地区转移,进而推动了地区差距不断扩大。[7]郭庆旺、贾俊雪(2010)通过实证分析,指出财政分权特别是财政收入分权对县级地方政府支出规模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组织结构的特点。[8](4)从制度安排的角度,论述竞争中的政府具体会做出什么样的行为?在政府间相互作用的情况下,公共物品供给是有效率的还是无效的?是超供给还是供给不足?如刘洪泰(2009)认为地方政府竞争能够促进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9]
可是鲜有文献从税收竞争和政治竞争的角度去考虑区域的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对市场一体化程度的影响。本文拟借用新经济地理学的自由资本(F-C)模型的假设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分析在两种竞争并存的情况下政治竞争是否会带来生产性基础设施投入的增加?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是否真的促进了中国区域市场的一体化?

二、理论分析

一般认为,良好的基础设施和服务,将通过提高生产率、降低成本、增加规模报酬以及获得聚集经济等途径,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一)概念界定

1.基础设施。基础设施是为社会生产及生活提供公共条件和公共服务的部门、设施及机构的社会综合体。[10]在发展经济学中,通常把基础设施称之为“社会间接资本”,基础设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基础设施只包含物质条件、工程设施和有形资产的部门和行业,如交通、通信、电力、自来水、管道煤气、卫生设施与排污、固体废物的收集与处理、防洪及灌溉工程等。广义的基础设施不仅包括有形的物质基础设施,还包括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无形资产的部分。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由于体制和环境的差异,对基础设施的含义和理解也有所差异。源于:论文格式排版www.808s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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